近日，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，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。

　　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“中国油画第一村”深圳大芬村的画师赵小勇。从1997年开始，来自湖南邵阳的赵小勇临摹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作品，他也因此被称为“中国梵高”。对这个称号，赵小勇欣然接受。这部纪录片的获奖，让赵小勇再度“火”了起来，如今他的画，从过去的几百元，上涨到最贵的1.2万元。

　　“现在我一般不动笔，因为画一幅1平方米大小的画，都值4000元呢。”赵小勇笑着说。

　　然而如今的大芬村，画师和画廊都比鼎盛时减少了一半。靠临摹梵高的画，赵小勇已经没法过日子了，他开始转型做原创，“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。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。”

　　临近大芬村，“世界油画，中国大芬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大芬村里有密密麻麻的画廊，赵小勇的画室就在大芬村九巷。他身穿一件背心，看起来有些清瘦，头上的白发格外显眼。

　　画室摆满了赵小勇临摹的梵高作品：《星空》《向日葵》《咖啡厅》，看起来像一个陈列馆。他的妻子钟早春正忙着临摹一张风景画，这些年，究竟临摹了多少梵高的画，钟早春已经记不清了。她可以一边在画布上画《向日葵》，一边看电视剧《欢乐颂》。

　　这间画室大约有20平方米，木质的房梁晾着很多刚刚做好的画，油彩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蒸腾，似乎快要燃烧起来。记者待了半小时，就有些受不了了，但赵小勇和钟早春早就习惯了。“我们忙起来，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，甚至通宵。别人说我们身上有一股颜料味，但我们自己闻不出来。”

　　1972年，赵小勇出生于湖南邵阳农村，家中二哥从小喜欢画画，赵小勇常在一旁看。1987年10月，初中毕业的赵小勇来到深圳打工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藤篮厂给树脂做的人物上色，后来他又去了龙岗一家陶瓷工艺品厂工作，每月有1200元的工资，这让赵小勇很满足。“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才600元”。

　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位湖南工友跟他说，他的哥哥在大芬村画油画，要带他去开开眼界。

　　赵小勇形容自己第一次到大芬村的感觉是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。他第一次见识了油画创作的全过程，这对他触动很大。1996年底，赵小勇决定到大芬村闯荡。他一开始和老乡张正京合租，张正京在大芬村画油画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赵小勇的油画技法就是跟他学的。他提醒赵小勇，“你可能一年都没有一单生意，要坐得了冷板凳。”

　　赵小勇形容那段日子清苦而充实。每月房租200元，他付100元。两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中，天气太热，一晚上要洗5次澡才能睡着，赵小勇有时索性不睡觉，从中午11时起床，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4时。

　　大约半年后，他出师了。从张老师家搬了出来单做，在大芬村租了个月租300元的单间。但一年内，赵小勇一幅画也没有卖出去，他窘迫到吃饭的钱都没有。只好跟张正京借钱。后来，张正京给赵小勇指了条明路：专画梵高的画，因为梵高的画订单多。那半年，赵小勇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，《向日葵》《咖啡馆》《星空》，他画了上百幅。

　　赵小勇背着自己的画，到当地画廊去推销。“有一个香港画商姓高，他看我每次都去，终于收了我两张画，当时的行情，50×60cm的150元一张，我要价130元。他买了我两张画。”

　　这位画商给赵小勇的最大订单是20幅，要求他一个月内画出来。从无人问津到订单烫手，那一段时间，他和老婆每天上午10时开始，光着膀子在画室内挥汗如雨，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三四时。为了提神，他有时一天要抽两三包香烟。

　　从2000年开始，赵小勇的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。2000年4月，最多的时候，他的订单达到2000多幅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知道，他认识的这位香港画商是“做大买卖的”，他从大芬村收走的画，大多数都出口到了欧洲。大订单也代表着单靠赵小勇两口子已经没办法完成。从2000年底起，他开始带徒弟，包括自己的弟弟、小舅子都成了他的学生。最多的时候，他一共收了9个徒弟。他租了两套房，妻子做饭，给画工包吃包住。

　　其实，钟早春是他的第一名弟子。经过一个月的培训，她就能承担调颜料和打底的工作。作画中的一些基本程序，比如铺底色等，他会承包给周围的画工，于是他成了小老板。他的妻子专画《星空》《向日葵》；弟弟专画《咖啡厅》；小舅子专画《自画像》。

　　当收到6位数的定金时，赵小勇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生平头一回体验到赚钱的酣畅淋漓。

　　赵小勇说，他一开始甚至连梵高是谁都不知道。“那几年，我几乎把梵高所有的作品都画过了。《鸢尾花》《向日葵》我都画了两万幅。直到现在，我画梵高的画从来不用草图，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。订单最多的时候，我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。”赵小勇边说边向记者表演了现场临摹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28分钟，他便画好。22分钟之内，他又完成了梵高的一幅《自画像》。

　　赵小勇在自家窗户外挂了“专画梵高”的红色广告牌。在整个大芬村，画梵高作品的不下20人。

　　在赵小勇看来，大芬村是个好地方，但也非常残酷。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，经常有人来收画，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；残酷在于竞争非常激烈，如果画得不行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。“在大芬村，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，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，就已经算是高手了。”

　　2005年时，世界上70%的油画来自中国，中国油画的80%来自大芬村。从2006年到2008年，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。赵小勇将大芬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结为“三部曲”：从画工出来，跟着师傅学习一年，可以出师了；积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成为画师，可以接单了；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，然后再成立画廊，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。

　　但从2008年开始，画了十多年梵高作品的赵小勇猛地发现，订单开始骤减60%，到了2009年，没有一个订单，“一下子感觉掉到了冰窖里”。

　　订单的减少，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。更关键的是，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，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。因为喷绘一张画，只要100元不到，而手绘的一张画，至少要300元。

　　赵小勇说，到了2012年，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%以上。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，所剩的已不到10个人了。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。如今，他在宁波也开了一间画廊。“在那里，我的一幅高仿画可以卖到1.2万元，至少也有8000元。”

　　随着《中国梵高》的获奖，赵小勇的名气慢慢的变大，有趣的是，他的画是按面积计价的，“在广东这边一平方米要3000元，在浙江那边是4000元。最贵的一幅画可以卖到1.2万元。”

　　赵小勇说，这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国内外获得多个大奖，是因为内容真实、震撼，而且“中国油画第一村”的地位摆在那里，“我是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主角，也是大芬村画师的代表，通过我的故事，能看到大芬村的成长经历。中国经济现在全世界都关注，所以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火了，我也火了。”

　　临摹了一辈子梵高的作品，赵小勇在2014年终于有机会见见梵高的线月，在《中国梵高》导演余海波的陪同下，赵小勇终于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，他在梵高博物馆旁边的纪念品店里看到了自己的画，激动地冲了过去，也遇到了跟自己合作多年的荷兰商人。

　　赵小勇的心情很复杂，因为一张大幅的高仿作品在德国、荷兰等地可以卖到一千多欧元，但很多画工得到的仅仅是200元人民币。

　　在梵高博物馆，看着自己临摹了无数遍的《星空》和《咖啡馆》真迹，赵小勇忍不住落泪，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。“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，颜色有差别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　　赵小勇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，是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，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。他在梵高曾经画过的咖啡馆前当场凭记忆画了一幅，引来很多客人和路人驻足围观。最后，他把画送给了咖啡馆的人。欧洲之行结束后，他马上提高了出口仿作的价格，“我画了20年了，应该有这样的江湖地位了。”

　　这次欧洲之行对赵小勇触动很大，“我花了20年临摹的全部作品，都不及一幅真迹的价值不是价格，而是一种艺术的价值。原创的意义是无价的，任何临摹都无法与之相比。”

　　赵小勇说，那种一幅画一天重复画几十张的生活自己也腻了。现在他一天就画一幅两幅，有时到了第二天，怎么也不想再画。赵小勇想转型做原创：“大芬村要活下来，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。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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